2025年8月4日，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取消在《中导条约》失效后自我设定的“地基中短程导弹不部署”承诺。五年来，俄方一直宣称“保持克制”，直到如今明确表态：这一条件已不复存在。
声明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近年来积极在欧洲和亚太部署、测试、生产和演练中短程陆基导弹系统，包括“堤丰”“暗鹰”“海马斯”发射PrSM导弹等，并计划长期驻扎在德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其中部分武器还被乌克兰用于对俄作战。
“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陷入‘名存实亡’，在‘无约束时代’下，俄方此举既是战略调整，也是对全球安全格局的直接冲击——从白俄罗斯或加里宁格勒飞往多数欧洲国家首都的导弹仅需数分钟，极大压缩了‘预警—决策时间’，增加了擦枪走火的风险。”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分析。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5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联合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美俄乌克兰问题峰会。（视觉中国/图）
美俄重回导弹对峙？
1987年美苏之间签订的《中导条约》，曾被视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军控与裁军成果之一。
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退出该条约。次日，时任国防部长埃斯珀即公开表示，赞成尽快在亚洲部署新导弹。随着俄罗斯如今“撕毁自我约束”，这份冷战遗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时机的选择有多重因素。”郑润宇分析称，一方面美国计划自2026年起在德国临时部署“战斧”、SM-6和高超声速导弹，构成对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俄方自身也已完成“榛树”（俄语：Орешник）中程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的量产，并具备在白俄罗斯部署的能力。
在《中导条约》废墟上，美俄的导弹版图正在快速重塑。
美国方面，重点分布在亚太与欧洲两个方向。在印太，自2024年起，美军已将“堤丰”（Typhon，亦称MRC）陆基发射系统部署至菲律宾，配备“战斧”巡航导弹与SM-6导弹。今年8月，它们首次在澳大利亚“塔利斯曼军刀”联合军演中完成实弹发射，显示出美军突破“第一岛链”限制、扩大火力覆盖的意图。
而在欧洲，美国宣布自2026年起将在德国“临时部署”多种陆基中短程武器，包括“战斧”、SM-6以及高超声速导弹，意在补足北约纵深的远程常规火力缺口。
郑润宇对南方周末分析，对美国而言，退出《中导条约》最大的收益，是重新填补了长期缺位的陆基中程常规打击手段。在印太与欧洲，它们为美军提供了一条“成本更低、反应更快”的选项，从而分散对海空平台的依赖和压力。
俄罗斯此时选择正式退出，则既是对美在亚欧前沿化部署的反制，也是在主动开辟新的战略空间：把谈判筹码从“纸面限制”转为“真实火力存在”。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震对南方周末表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普京原本寄望的美俄关系缓和并未出现，反而趋于紧张；与此同时，欧洲防务自主化趋势加快，中东战场上随着叙利亚局势变化，俄罗斯也遭受损失。
“如今普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系其所剩不多的军事牌，俄罗斯只能突破自限，退出《中导条约》。”杨震指出，这既是为了在短期内增强常规远程精确打击与核打击能力，弥补地缘政治上的被动，也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与西方差距拉大，使俄罗斯更加缺乏安全感。
与此同时，美俄在核武与常规导弹的战略优先级上也出现了结构性分化——美方在中程领域着重发展“常规精确打击+高超声速”，而俄方则依靠“常规—核模糊”维持威慑弹性，其中“榛树”导弹尤为典型，对欧洲的震慑效果格外明显。
在郑润宇看来，美国在印太更强调借助盟友实现“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的火力穿透与封控；在欧洲则是重回陆基远程常规火力，以补强北约纵深。
与之对应，俄罗斯以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为优先方向展开“镜像部署”，同时保持“核常模糊”以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冷战产物
导弹武器自二战末期登上历史舞台，便迅速成为核武器与战略均势的核心。
冷战高峰期，美国核弹头库存一度超过三万枚，苏联的洲际导弹总当量也达到数十万枚“广岛级别”核炸弹。核均势的恐怖平衡，使欧洲成为最敏感的前沿。
1977年，苏联在华约地区部署机动性强、精度高、射程达2500公里的SS-20中程导弹，几乎覆盖整个西欧。这一举动引发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强烈担忧，并推动北约提出“双规决定”：一方面在欧洲部署美制潘兴II和陆基巡航导弹应对苏联威胁，另一方面继续推动与苏联的谈判。这种“防务+缓和”的双轮策略，奠定了随后军控谈判的政治条件。
自1981年起，美苏多轮谈判曲折进行。美国最初提出“零点方案”，要求双方彻底消除中程导弹；苏联则坚持有限削减，并要求计入英法核力量。分歧一度使谈判停滞，1983年美军在欧洲部署潘兴II后，苏联干脆退出谈判。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双方才逐步靠拢，最终在1987年12月签署《中导条约》。
这份条约成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军控成果之一：美苏双方承诺在全球范围销毁并永久禁止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与巡航导弹，并建立前所未有的核查机制。条约的四大共识——避免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维护战略稳定的目标、通过措施减少危险、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即每个缔约国都应该在推进裁军行动中真诚地进行谈判。
然而，这份条约并未永远稳固。
自2011年俄罗斯开始研发新式陆基导弹开始，美国国内就开始出现了对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指责，一直到 2014 年，美国以官方形式通报了俄罗斯的违约行为。面对美国的指责和通报，俄罗斯外交部驳回了美国关于违反《中导条约》的指控。
相反，俄罗斯认为美国为进行反导测试的射程 1200km 的赫拉（Hera）靶弹、射程2000 km的“远程空射靶弹”（LRALT）和射程 1100km 的中程靶弹（MRT），都能通过技术手段改装成中程导弹，同样违反条约精神。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翊民在其研究《美俄“中导条约”履约争议及其未来走向》中分析：“对于美国的打击型无人机，如MQ-1 捕食者、MQ-9死神（作战半径可达 740km）、X-47B 无人战斗机（作战半径将近4000km）等，俄罗斯认为也实质上违反《中导条约》规定，对俄罗斯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要求将打击型无人机列入条约适用范围。”
这种互指反映的并非技术细节，而是更深层次的战略分歧：美国加快推进导弹防御与常规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则以战术核力量和中短程导弹部署进行回应。
争议不断消耗了条约的政治信任。
2018年10月20日，特朗普公开表示他打算将美国从《中导条约》中撤出，俄罗斯违反该条约和中国的导弹库是放弃该协议的原因。2019年2月，美国正式宣布中止履约，半年后条约失效。至此，这份在冷战尾声曾被誉为“裁军里程碑”的协议，走向历史终点。
脆弱的克制
《中导条约》终结后，美俄并未立即滑向全面对抗，而是维持在一种“有限部署+有限透明度”的脆弱均衡。
郑润宇分析指出：“美俄短期内可能维持在‘有限部署、透明度有限、少量通报’的脆弱均衡。而一旦出现对方固定驻地、核常不区分平台或前沿弹药库的明显证据，克制将快速失效。”
这种状态本质上是“非条约化克制”。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治危机或偶发事件极易放大风险。正如郑润宇所言：“按照以往经验来看，非条约化克制无法有效地长期维持。缺少制约机制情况下，突发政治事件等偶发因素都可能刺激和影响军演节奏与试射频次。”
事实上，尽管缺少类似《中导条约》的硬约束，冷战遗产与务实沟通机制仍在发挥作用。“部分冷战遗产仍在，例如1988年美苏《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协定》迄今普遍被遵守；俄在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后仍多次表示保留发射通报做法。”郑润宇分析，“战区热线与专业对话，例如军方热线、外交部发言与低调工作层接触（含导弹试射预先沟通）仍可降低一定的风险和双方误判。”
但这些机制只能算“软约束”。“社会舆论压力、金融风险、外交孤立、制裁等因素，或许能拖慢‘无节制竞赛’节奏。软约束在关键问题上往往失效，例如在国家生存安全议题上，大国往往会不惜经济代价换取军事上的安全保障。”郑润宇补充道。
这种失效并非偶然，而是更大结构性危机的缩影。
国际舆论、外交孤立、经济风险等“软约束”，在面对各国不断上升的不安全感时，效力更显有限。
“毕竟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对安全的关切是首位的，而现今的国际环境对此并不友好。”杨震认为，非条约化的有限克制并不稳固，“加上全球地缘政治热点地区普遍出现摩擦、冲突，甚至是战争，因此各国普遍都有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丛林状态的出现是比非条约治理更大概率的事件。”
能否依靠新技术来降低风险？
郑润宇认为，卫星侦察和人工智能的确能降低部分误判，例如更快指认发射活动、识别部署变动，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上限+核查”这种硬约束。更重要的是，AI驱动的快速感知与复杂因素结合，可能压缩人为介入时间，却放大算法带来的误差，从而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甚至可能反过来加快军备竞赛的节奏。
“中导条约失去后，世界再次面临的毁灭性危险是真实的，甚至是可以预判的，但世界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危险的严重性。”郑润宇对南方周末表示。
欧洲是最近几年最先切身感受压力的存在。特别是俄称将把“榛树”导弹前沿化部署，再叠加美方2026年在德国安排远程火力，这意味着欧洲面临“双向火力覆盖”的局面，具有极大的毁灭性风险。如果一旦开火，欧洲只有被毁灭的结果，因为完全无法完成预警应对。
“这个日期可能会作为欧洲新导弹危机的开始而载入史册。双方将重新进入导弹军备竞赛，当导弹在西方和东方部署时，我们将不得不忍受一个相当紧张的时期。”俄罗斯军事专家尤里·费多罗夫指出。
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俄罗斯外交部关于撤回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的声明，是北约国家反俄政策的结果。这是我们所有对手都必须考虑的新现实。期待进一步的步骤。”这一表态进一步凸显俄罗斯对条约终结后的战略态度，也回应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紧张。
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的风险更具长期性。美国已在菲律宾演训中展示中程陆基火力，但受制于政治与地缘环境，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驻置。不过，美方已将亚太视为长期博弈的主战场，未来相关运作只会不断推进。
条约坍塌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地区安全，还动摇了更广泛的军控体系。
“长期艰难建立的互信与有效核查文化彻底打破。肯定也会削弱其他军控机制。”郑润宇提醒，“联合国虽然仍提供相关讨论平台，但在大国博弈中已缺乏实质约束力。现实中，真正还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只剩北约——俄技术通报机制和欧安会残存的透明度措施。但这些零散的工具更多是‘补丁式’存在，难以单独支撑稳定。”
而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圆桌会议上，俄罗斯美国问题专家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对特朗普来说，战略武器控制，特别是双边框架内的控制，并非优先事项。这一点在他第一届任期时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当时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并且事实上冻结了有关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美国可能有兴趣恢复与中短程导弹相关的机制。”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程海琴
责编 姚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