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历史故事⑮
司马迁游历秦直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确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同时确定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文化、交通、社会秩序和度量衡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统一，都与交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秦始皇进行“治驰道”的伟大工程，形成了通达全国的交通网，为交通便利和经济贸易提供了便利。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是有名的“河南地”，又称“新秦中”，是“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是匈奴同中原王朝争夺的咽喉要地。秦始皇为抵御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进击，也为了巡幸北方的便利，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命令大将蒙恬修筑快速驰往北方的道路，征调民夫数十万，一面镇守边关，一面修筑了绵延千里的“秦直道”，作为防御和打击匈奴的军事专用交通线。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就初具规模。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说：“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yīn）谷，千八百里。”这条道路全长“千八百里”，约相当于现在的700多千米，南起秦都附近的云阳县（今陕西淳化县北），向北到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是连接关中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要道，也是当时由秦朝统治中心咸阳地区到达边塞九原郡一带最为便捷的道路，加强了秦代“河南地”同中原各地区尤其是秦朝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有了秦直道，秦始皇在调兵北击匈奴的时间上就大幅缩短了，从林光宫屯兵地出发，粮食和军辎（zī）源源不断地北运，三天三夜便可抵达阴山脚下，为戍边战士及时提供物资，为打击匈奴提供了便利。数十年内北疆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项伟大的工程，比闻名西方的罗马大道还要早二百多年，比罗马大道宽3-5倍、长15倍。
秦直道建成后，历代一直都在使用。秦汉时期，强力推行移民戍边政策，以咸阳、长安通往上郡的直道为依托，在北疆大规模地实行军屯和民屯。那时，缩短给养供应线是继续戍防的首要战略手段，而给养供应线的缩短，只有通过移民戍边、合理调整农业劳动力分布状况来实现。通过移民，至少有近30万人迁入河套地区，从事开垦和农耕，中原农业人口首次大规模推进到遥远的北方边疆地区。
大秦直道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图片来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西汉建立初期，由于之前经历的秦末农民起义和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国力孱弱，北方匈奴部族趁机南下频繁进击汉朝边境，并且一度重新占据了“河南地”（鄂尔多斯高原）。为了北拒匈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却被困白登山，险些丧命。此后，西汉初期对匈奴的战争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对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外与匈奴和亲，无暇顾及北方，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匈奴的游牧地。
公元前145年，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出生了。这个时期正好是西汉景帝刘启统治的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经济和生产力逐渐恢复，此时“文景之治”这个治世为西汉储存了强盛的国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呼啸而过，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从小立下宏图大志，要“子承父业，著书写史”。司马迁成年时期经历了汉武帝时代的盛世，他的一生基本就是和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相始相终的。汉武帝登基后拟定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所谓“秦皇汉武”，“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开始策划打击匈奴，安定北方边境，收复“河南地”。汉武帝命令卫青率领5万骑兵经过榆溪旧塞，从云中郡出发向西北行军，然后再向南折回，渡过黄河，完成了对河南地的迂回包围。卫青率军一举击溃了占据河南地的楼烦王、白羊王的匈奴大军，活捉匈奴官兵5000余人，牛羊百余万头，楼烦王和白羊王北逃，卫青率军追击，全部收复了河南故地，鄂尔多斯高原重新回到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之后，汉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汉军通过秦直道直达北方草原。
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发奋苦读，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开始了“行万里路”的征程。他深入民间，接触了许许多多底层民众的生活，他又遍览名山大川和文化圣地，去做实地考察。通过游历考察，接触了解，司马迁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社会现实的了解更加深入具体。遥想当年，公元前126年的春天，一辆马车载着一位20岁的青年，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个青年生得眉清目秀，长身玉立，衣着朴素整洁。马车上带着的都是用于书写记录的竹简、木简或丝帛，他准备把所看到的、听到的事情随时记录下来。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访求古代史书，向老人们访问古代趣闻轶事，调查了解各地情况，是一次学术旅行，也是为协助父亲编著史书作准备。
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元朔六年，司马迁因为考试成绩优异做了一名“郎中”。虽然“郎中”属于汉朝宫廷内最低一级的郎官，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但是“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可近身侍卫皇帝，很有体面，皇帝出巡的时候，“郎中”是车驾侍从，有机会跟从皇帝到各地游历，这就为司马迁“行万里路”带来了便利条件，也让司马迁与秦直道、鄂尔多斯在未来有了交集。
公元前112年，冬十月，司马迁跟从汉武帝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今陕西陇、甘肃清水境），登空桐山（今甘肃平凉西），又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狩猎于新秦中（今鄂尔多斯），然后回到甘泉（宫殿名，在今陕西淳化甘泉山）。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记载的“余尝西至空桐”，就是在叙述汉武帝这次巡游的经历。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迫使匈奴人逃往漠北。这年春正月，司马迁又侍从武帝东行齐鲁、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祭祀了天地。祭祀完毕以后，复向东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境） ，随后向北巡游了辽西郡（今河北卢龙东），至九原郡（今内蒙古五原） ，五月，回到甘泉。
司马迁这两次陪同汉武帝巡游，都是沿着当年的秦直道走了一遍，足迹到达长城内外，增进了对祖国北方的认识。
司马迁雕像（拍摄：甄自明）
这次行程司马迁随汉武帝北巡后从秦直道南归，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达自己有关直道交通的亲身行走体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司马迁发出这样的感慨，证明他在这次到北边的旅行中，沿途从秦朝所修九原到甘泉的直道回来，看到了秦朝将军蒙恬所修的长城和亭、障，（蒙恬）他们把山凿开了，把谷填平了，所用人力、工程之浩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谓“固轻百姓力矣”，是司马迁关心民生的感叹。
走在秦直道上的司马迁，骑着马陪着武帝沿着秦直道南下，一路东瞧瞧、西看看，注视着脚下，看看是否有前朝遗物，以供自己佐证所撰史书中的历史。
汉武帝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司马迁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迁牢记父亲编著史记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司马迁陪皇帝巡游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视野，获得了更多的见闻，同时，也得到了宫廷内外以及帝王巡游的许多实践经验，在长期的宦海游历中，他遍历名山大川，陶冶了性情，增进了视野，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的游历实践，真实地了解了全国的地理环境，搜集了大量鲜活的历史材料，并且对政治形势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为后期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司马迁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历史之父。《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对于秦直道工程的描写以及陪同汉武帝两次循秦直道的行旅，都记载于太史公的《史记》之中。关于秦始皇直道修筑的起始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也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司马迁又写道：“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琊，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关于所谓“道九原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述与帝位继承的政治事件相联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如果没有《史记》的相关记载，我们对于秦直道的知识就是缺失的，认识是片面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千年岁月一晃而过。当年四五十米宽的大道，如今只剩下依稀可辨的小路，昔日的辉煌掩映于荒草丛下。幸运的是，这条穿行于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古道，历经2000年风雨，并没有被岁月的风雨所淹没，山依然是山，路依然是路。直道两旁的山丹花、马兰花照样年年在开放，陕北人的信天游、放牧人的草原曲还是那样的苍凉豪放，世代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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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摘编自：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
编辑：李由
校对：郭娜
审核：杨阳
终审：王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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